六陽樂山
幼時，父輩常講《聊齋志異》(清·蒲松齡)的故事給我們聽，那時覺得很有興味。年長後從事醫學研究，再翻閱此書，逐漸理解其內容，而且有些故事與性醫學中的男男性行為有關。試舉其中幾個故事如下。
故事一。《俠女》描述一金陵顧生，行年二十有五，以為人書畫自給。一日有少年來求畫，姿容甚美，後與其稍稍熟悉，漸以嘲謔。生狎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顧生對戶一女郎，年約十八九，秀曼俊雅。一日女出門，生目注之，女忽回首而笑，趨而從諸其家，挑之亦不拒，遂欣然交歡。
故事二。《念秧》中提到“萍水相逢，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俗以其言詞浸潤，名日念秧”，看來是指對不相識之人詐騙，使之受害。故事中描述某王姓治裝北上，途中遇一張姓棲霞隸，相從數十里。王的僕人懷疑，厲色拒之，不使相從。後又遇一少年，可十六七，貌甚俊，其語操南音，嬌婉若女子。至晚少年與王連枕，王也招僕人臥榻上。久之，少年故作轉側，以下體暱就僕，膚著股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早起，少年已加裝登騎，騙走王的行裝。
另一《念秧》的故事，描述吳生途遇史郎，少年風流蘊藉，與吳相互愛悅。史與吳同榻，史啟吳衾，裸體入懷，遂相偎抱，史極力周奉，不料吳固偉男，事訖，手捫之，血流漂杵矣。後吳又遇一少女(史郎之妻)，吳也與之狎，更是大相愛悅。在此故事中，吳並未受騙。
故事三。《男妾》敘述揚州一官紳買妾，惟一婆子賣女，年十四五，丰姿姣好，以重金購之。後發現其實為一男童，心中懊喪。適有同年某來，因與告訴，某一見大喜，以原金贖之而去。作者評論，何事無知婆子，多作一偽境哉。
故事四。《韋公子》咸陽世家子，放縱好淫，婢婦有色，無不私者。一日過西安，見優童羅惠卿，年十六七，秀麗如好女，悅之，夜留繾綣。聞其新娶婦，益觸所好，私意示惠卿。至夜攜婦至，遂三人共一榻，眷愛臻至。
故事五。《人妖》描述東昌人馬生遇見一女子，年十八九，頗風格，心竊好之。與其妻謀，騙來馬家，結果發現此女子實為男性，名王二喜，憐其美，遂反接而宮之，血溢殞絕。後創痛日就平復，夜輒引與狎處。明清時代已有同性戀的行為，就像《聊齋志異》故事中所描述，似乎比較平常，且不議論其是否為罪錯，可見我國的傳統文化中看待同性戀者是人的性取向不同，對同性有感覺、有衝動，並要求發生性接觸。但有一點，即“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故事中所描寫的男性所喜愛的物件都是美少年或美少女，而且這些男性雖都是普通人，有為“念秧”所騙者，但也有不受欺騙者，他們的智力並不低下。
我國對同性戀的歧視更可能發生在西方宗教(如天主教)傳人之後，並受其影響。西方宗教認為，男性同性戀行為違背了上帝創造男人的旨意，是一種具有道德色彩的邪惡，是違背上帝的罪行，應給予懲罰。於是我國的同性戀不願暴露自己，變為隱蔽。但我國同性戀從未被法律認定為罪行，只是在其發生有牴觸有關法律行為時給予處置。
故事一《俠女》中描述，顧生與一個男性和一個女性發生性關係，是為一雙性戀者。故事二《念秧》中，王姓的僕人為一境遇的男男性接觸者，而吳生本人為一雙性戀者。故事三《男妾》中講述，揚州官紳不喜歡男妾，而其同年知情後，大喜，願意要此男妾，而婆子偽裝男童，不知有同性戀者的存在。故事四《韋公子》中除了反映封建性別歧視“男尊女卑”外，也說明韋公子好色和雙性戀的行為。故事五《人妖》更能反映“男尊女卑”的特點，包括馬生對待王二喜的態度和暴力行為。
從上述故事中，可以看出故事的男性主人公大多屬於知識階層，包括官紳和公子之類，具有一定的文化。雖有同性戀者的存在，但究竟是少數，正如故事三《男妾》中婆子將男童偽裝為女童，以迎合多數異性戀者需求的心理，殊不知，性取向不同，各有所好。
我國衛生部2004年12月進行調查表明，處於性活躍期的中國男同性戀者，約佔性活躍期男性大眾人群的2%-4%。由於同性戀人數較少，他們可能受到歧視，甚至被認為是“異類”，這是不公平的。
故事發生的年代尚無，但已有和淋病的流行。在男性與男性進行肛交時，因直腸黏膜上皮容易受損，可增加感染的危險性，限於當時《聊齋志異》作者的認識，並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但在中國民間，存在有“三精化一毒”的傳說，說明人們已認識到，多性伴或“淫亂”可導致“淫毒”，從而發生疾病(包括性傳播疾病)。
同性戀是先天固有的，還是後天形成的，正像人類許多疾病和行為，同性戀的發生是生物一心理一社會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用個簡單的比喻，人們使用左手習慣，有先天遺傳傾向因素，但也有後天訓練的因素。
從“真善美”的觀點去審視同性戀：“真”即同性戀人群是客觀存在；“善”即同性戀現象不是罪惡；“美”更是各有所好，不能強求。在同性戀人群中不乏優秀人物，如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王爾德、蘇格拉底、柏拉圖、惠特曼、柴科夫斯基、張國榮等，他們對國家、社會做出了傑出貢獻。正如左撇子在人群中是少數，過去在國外曾認為左撇子不靈活。查字典可看到左撇子(1eft—hand—ed)有不靈活(unskillful)、笨拙的(awk—ward)和不成功的(unsuccessful)的解釋。相反，右(right)卻有正當的(just)和道德好(morally good)的意思。現在恐怕不這樣認為了，因為左撇子也出現過像愛因斯坦、畢加索、貝多芬？？等偉大人物，美國的幾位總統也是左撇子，這是一個另類的社會群體，和男性同性戀一樣是一種與多數不同的生理現象。
作為臨床醫生對同性戀現象進行心理諮詢，並給予幫助。一是一些同性戀者很懼怕其“秘密”為他人所知；其次是自我否定型同性戀者(ego—dystonic ho—mosexuality)缺乏對異性的情感或很弱，從而產生並不要求的對同性戀感情，一般他們還是希望結婚和有子女的；以及假同性戀者(pseudo—homosexuality)即不是同性戀者，而錯誤地想象自己是。這些情況是需要根據具體社會環境的特點給予支援的。
我們知道一個真正的同性戀者，很難改變其性取向，應當促進其適應同性戀角色；如果只有同性性行為或不確定性取向者，則應幫助其開發和建立異性戀關係；如果是假性同性戀者，則要糾正其錯誤的心理。對於真正的同性戀者需要幫助其控制不發生某些與法律相牴觸的行為。
在上述的故事中，我們也看到男性同性戀存在一過性的現象，即所謂“一夜情”，這實際上是一種對行為關係的簡單化。在封建時代人們從尊卑等級制度出發，出現對行為客體的鄙視，對少年利益的忽視，類似故事中利用同性戀的行為行騙以及馬生的暴力和韋公子的性亂。-現今不同，平等和人權意識已佔據一定的地位，行為者的自主f生已成為基本的行為的出發點；但“一夜情”的文化還有延續陛，也即性關係的多元化的表現，其中包括正當、強迫、欺詐的性關係，也會出現犯罪的行為。
我們的幫助不一定是醫學的，但醫生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從事防治工作的臨床醫生面臨知識不足時，可求精神病專家、心理專家和法律專家和社群的幫助，不應簡單、武斷地確定病人的性身份和性行為，以免給予不適當的建議和幫助HJ。總之，在當前性病、特別是艾滋病流行的時代，應當保護同性戀人群的人權，同時關心他們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