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麼塑造了我們?為什麼有些人天生就容易暴躁、超重或?為什麼有些人得、和的機率比別人要大?
公認的答案清單是這樣的:我們繼承的基因;我們幼年時的經歷,尤其是頭三年是怎樣被餵養大的;我們的生活方式,比如進食習慣、多久做一次運動,等等。
但是,我們可能都忽略了另一個強大的影響源:你作為一個胎兒時所經歷的一切。你在子宮內接受的食物,你面對的汙染物、藥物和感染源,你母親懷孕時的健康和精神狀態—這些都塑造著幼年、少年,直到今天的你。
這便涉及了一種充滿爭議的學說—“胚胎決定論”(Fetal Origin)。科學界的一些先驅斷言,待在娘肚裡的九個月才是我們生命中最關鍵的環節,它永遠影響著我們大腦以及其他器官的運作。在子宮內的居住環境,塑造了我們未來的食慾和新陳代謝、對疾病的抵抗性、我們的智力甚至是脾氣。論證這種觀點的文獻在過去十年內出現了井噴似的增長,無論是、心臟病、糖尿病,還是、甚至是老年,都有學者聲稱它與胚胎髮育有關。
讀到這裡你可能會想:“不就是養胎和胎教的重要性嗎?誰不知道啊?”的確,每個孕婦周圍總有人不斷地告誡:別吃這個,要喝那個,不要做某某事。不不,我們談論的也不是給胎兒聽莫扎特或外語教學錄音。實際上,塑造和改變胎兒的因素更為廣泛而間接。母親日常接觸的每樣東西—呼吸的空氣,吃的食物和水,接觸的化學品,甚至是一顰一笑,情緒上的壓力和不安—都跟肚裡的小傢伙共同分享著。
胎兒不僅把這些吸收並內化成自己的血肉,同時也把它們當做是外面世界給他的一種訊號。當他在聽莫扎特的《魔笛》時,他考慮的其實是一些生死攸關的問題:外面的世界是富足還是貧瘠的?我出生後會得到安全的保護,還是得擔驚受怕?我會活得長久而快樂,還是很快就玩完?
胚胎決定論的提出,激起了科學界對人類質量的源頭的革命性思考:人體到底是何時開始塑造和發育的?美國國家健康研究所去年開始著手一項長達幾十年的專案,它將期放到了科學前沿,在研究物件還沒出生前就已經開始收集資料。
這種學說同樣引起了生物圈外的學者的注意。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便與人合作了一篇論文,論證胚胎決定論對於提高人口素質的重要性:“將子宮健康納入預防範疇是非常有效的,這能大大改善公眾健康,在後代出生前就控制住超重和心臟病等。”
胚胎決定論是怎麼來的
二十年前,英國一位名叫巴克(David Barker)的醫生在地圖上注意到了一種奇怪的聯結:英格蘭和威爾士最窮的地區,擁有著最高的心臟病發病率。心臟病通常被認為是久坐和營養過剩帶來的富裕病,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景呢?他決定搞個清楚。
比較了1.5萬人的出生體重後,他發現了出生時體重不足和中年後的心臟病之間的直接聯絡。巴克推測,當胚胎在母體中接受的營養不夠時,它會首先將其用到最重要的器官—大腦上,而身體其他器官則被忽視了,比如說心臟—它的先天不足則在幾十年後引起了心臟病。
當巴克把自己的發現展示給同事時,迎接他的卻是一片嘲笑和不屑。“心臟病被公認為是由於遺傳和生活習慣所引起的,怎麼會跟孃胎扯上關係呢?當時大家都嘲笑我。”現年72歲,在英國南安普敦大學和俄勒岡衛生科學大學任教的巴克回憶。但他還是堅持了下去,繼續收集了幾千個心臟病和出生體重不足相關的案例,他的觀點也被稱為“巴克猜想”。
隨著時間流逝,巴克的觀點開始為人所接受。理查愛德華(Janet Rich-Edwards),一位在波士頓布里格姆婦女醫院的流行病學家,嚴謹地對巴克的觀點進行了驗證。她分析了一項名為《護士健康研究》的長期調查的資料,裡面涉及12萬名個案。理查愛德華髮現,即使把護士們成人後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經濟水平考慮進去,心臟病和低出生體重之間的關係還是非常牢固的。“從那時候起,相關的研究起碼進行了二三十項,而這始終是一個顛簸不破的事實”。
我們常聽說妊娠期的某種作為導致了糟糕的結果,對於支援胚胎決定論的科學家來說,他們面臨的是一個令人興奮和充滿希望的新領域。
改變行為的力量
以控制體重為例。如今的美國人正變得越來越胖,這種全民超重的趨勢是到子宮內就開始被編寫的嗎?哈佛藥學院的一些研究支援該觀點:婦女在懷孕時胖得越多,孩子三歲時超重的機率就越高。另一個研究則指出,這種影響會一直持續到後代的少年時期。與孕期體重正常的母親生的孩子比較,肥胖的懷孕母親生出的孩子更容易超重。
當然,孩子會跟母親分享一樣的飲食習慣和基因,我們怎麼知道他的超重應該怪罪於妊娠期呢?研究者也想到了這點。於是,他們找出超重母親生的孩子,把他們與母親減肥後生的弟弟妹妹作比較。後面生的孩子繼承的是同樣的基因,而根據觀察記錄,他們的吃喝習慣也跟前面的孩子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在子宮內孕育時的環境。在2006年一期《兒科月刊》(Pediatrics)的研究報告中,母親減肥後生的孩子,超重的機率比他們的哥哥姐姐要低52%。到了2009年,針對同一組觀察物件的另一份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比起母親減肥前生的孩子,後面胎兒的身體對於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處理程式都更為健康。”報告的作者之一卡爾(John Kral), 紐約州立大學州南部醫學中心醫學教授說。儘管後面的胎兒仍可能攜帶超重基因,但他們在母體中的經歷,使得身體的新陳代謝有了個健康的起點。“在超重問題上,子宮內環境可能比基因和後天的生活習慣更重要。”卡爾教授認為。因此,幫助婦女在孕前和孕中控制體重,可能是把超重問題扼殺在萌芽狀態的最好方法。
胚胎決定論同樣可能幫助某些家族擺脫遺傳病。比如,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比馬印第安人(Pima Indian),是世界上得Ⅱ型糖尿病機率最高的人,其他美國土著印第安人的糖尿病率同樣很高,這無疑跟某種基因成分有很大關係。但一項從1965年就開始追蹤比馬部落的研究指出了另一個病源:在懷孕期間,母親的高血糖導致了胎兒新陳代謝系統發展的紊亂,這才讓他有了糖尿病和超重的傾向。這也為醫學控制打開了一條門路:“如果糖尿病人在懷孕時可以嚴格地控制好血糖值,我們就能成功降低她的孩子遺傳糖尿病的機率。”研究者之一,科羅拉多大學的達貝萊亞(Dana Dabelea)教授說。
甚者,對於這種孕期重要性的認識,還會改變人的行為。內華達雷諾大學的人類學教授本尼謝(Daniel Benyshek)曾採訪過亞利桑那州的原住民群落。他發現,許多認為糖尿病是不可抵擋的遺傳病的人,在瞭解了胚胎決定論的說法後,生活方式更加積極了。“在懷孕期間的一點改變,就能讓我的孩子很大程度地避免遺傳病。這種想法讓許多婦女積極地節食和鍛鍊起來。即使她們不能持之以恆,但至少堅持九個月就能有個結果,這還是非常值得做的”。
空氣的影響
讓紐約貧民區的孩子有機會享受更好的生活,這是佩雷拉(Frederica Perera)一直在努力的目標。作為哥倫比亞大學兒童環境健康中心的負責人,她三十年前就對汙染對胎兒的影響感興趣。
當時佩雷拉正帶領著一項關於成人癌症與環境汙染的研究。“我需要一組觀察物件,用來跟研究中的成人個案作對比。這組物件必須完全不受汙染的侵蝕。”她隨即靈光一現,新生嬰兒不就是最理想的人選嗎?然而,當拿到新生兒臍帶血的分析結果時,她的第一個念頭是:實驗室的分析程式一定搞錯了!“分析結果令我非常吃驚。這些本應是純淨無瑕的樣本,已經有了被汙染的痕跡”。
從那時候開始,佩雷拉和同事的目光開始投向了懷孕婦女所受的廢氣汙染。在1998年進行的一項研究中,500位居住在曼哈頓上城的孕婦佩戴上了一種同樣的裝置,在兩天內只要外出就開啟著它。每個裝置中都有一個空氣檢測儀,在持續不斷地測量多環芳烴(PAHs)—一種來自汽車尾氣、香菸和工廠的汙染源的數值。
檢測儀顯示,這些婦女100%都在懷孕期間接觸了PAHs。她們的孩子出生後進行了臍帶血化驗,結果有40%的孩子的DNA由於多環芳烴而受到了輕微損傷,這種損傷以後將增加他們患癌症的機率。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受到高度PAHs汙染的孩子,在三歲時認知的比率是其他孩子的兩倍以上;在五歲時,這些孩子的IQ測試分數也比其他孩子低。
“我們以前總是擔心老人和哮喘病患者,如今也該操心一下胎兒了,他們面對汙染的抵抗力同樣很脆弱。” 佩雷拉說。在過去的多年裡,他們一直在追蹤汙染指數。後來,紐約的巴士改用了更清潔的技術,政府對於機動車的限制也更嚴格了。“結果是,孕婦血液中的汙染指數下降了,從而胎兒面臨的危害也減輕了不少”。
壓力的來源
在胚胎決定論上,一些學者走得更遠。他們試圖證明,子宮環境不僅影響著人的身體健康,還影響著智力發育,甚至是心理健全程度。舉例來說,已經有證據表明,婦女孕期如果面臨捱餓或高壓力的話,孩子得的危險性更大。
精神分裂是一種複雜的精神紊亂症狀,病因有很多種。一項研究分析了安徽省長達30年的記錄,結果表明,在20世紀中期,安徽省的居民經歷著嚴重的饑荒,的婦女所生的後代中,得精神分裂症的人比當地任何時代的人都多,達兩倍以上。另一項研究分析了1964年到1976年間生於耶路撒冷的8萬多人的健康記錄。其中,在1967年6月—阿以六天之戰發生的時期—處於孕期第二個月的婦女所生下的後代中,成人後患上精神分裂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人。
哥倫比亞大學的助理精神病學教授夢柯(Catherine Monk)甚至提出了一個更為驚人的觀點:孕婦的精神狀態塑造了她後代的心理。“母親的情緒會傳遞給胎兒嗎?如果可以的話,傳遞的路徑是怎樣的?而它又會如何對胎兒的成長造成影響?這是我們在研究的新問題。”夢柯介紹道。 他們的實驗室已經著手進行相關的實驗了。實驗物件被分為兩組,一組是處於焦慮和抑鬱狀態的孕婦,另一組則為情緒正常的孕婦。她們都被連線在儀器上,用以記錄她們的呼吸、心跳、血壓和神經系統警覺性。胎兒的一舉一動和心跳同樣也被記錄了下來。接著孕婦們進行了一場很難的智力測驗。所有婦女在測驗時都表現出了受到壓力的生理特徵,但只有焦慮抑鬱母親的胎兒顯露出不安的跡象。而胎兒間的這種差異,直到他們出生後仍然持續著。
“這種差別說明了,後者的胎兒對於壓力是更為敏感的,”夢柯解釋,“這也許來源於從父母那裡遺傳來的基因。但也可能是母親的精神狀況塑造了胎兒的神經系統。”孕婦的心跳和血壓、壓力荷爾蒙的值,都會在孕期內不斷影響子宮環境,這是生命接觸到的第一個環境,也打下了他未來發展模式的基礎。
回到未來
俄勒岡州大學Linus Pauling研究所的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正在進行一項測試,看看孕期服用了某些物質是否能給後代帶來一輩子的免疫功效。
在他的研究中,一些老鼠在懷孕時攝入了十字花科植物的提取物,它們的後代就算接觸了致癌物質,比起其他同類得癌症的機率也更低。而這些後代在出生後從來沒有服用過抗癌物質。威廉姆斯預測,未來的某一天,孕婦只要服用一些飲食新增劑,就可以使自己的孩子免受癌症的困擾。“這不是科幻小說,”他說,“我相信我們正在往這條路上走。”
從胚胎決定論實驗中所得出的認識,同樣可以造福那些早就出生了的人。“我經常問我的成年病人出生體重是多少,這讓他們很吃驚。”哈佛藥學院的助教帕蒂(Mary-Elizabeth Patti)說,“他們覺得,我該關心的應該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才對吧?但根據我們的研究,出生體重低容易在成人時期增高糖尿病的風險,知道這個能讓我更全面地瞭解他們的身體狀況。”帕蒂正在進行的正是這樣一項研究,看看如何根據出生體重值來為病人量身打造治療方案。
這些探索聽起來也許有些異想天開,但是不要忘了,“我們的童年經歷影響著我們的一生”—弗洛伊德的這個觀點在最初也被認為是荒唐可笑的,如今卻成了被大多數人認可。
目前,科學家們更關注的是,如何利用這種學說來預防疾病和養育更健康的嬰兒?這無論如何是條令人滿懷憧憬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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